帖经(帖的拼音)

在唐代科举取士活动中，赋是进士科重要的考试项目之一，时人至有“主司爱赋十九官”的评论。就考试层次而言，唐代科举考试大致可以分为国家级的省试和地方选拔性的解试。也就是说，“解试赋”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地方试赋，是各地确定贡举人选的手段和试项之一。对唐代解试赋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全面了解唐代科举活动，更是对唐代应试文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入。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 [1](P1159)这段文字说明唐代考生的来源基本包括来自州县的乡贡和来自学馆的生徒。以常理推之，乡贡与生徒皆应有一定的名额限制，《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云：“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2](P353)既然如此，各地在向朝廷推举人才之前则需要先进行一次选拔考试，以确定举送的人选。《新唐书·选举志上》载：“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1](P1163)这种考试是相对于省试较低级的乡贡选拔考试，即本文所说的“解试”。

“解试”一词常见于唐宋人笔下，如窦仪《条陈贡举事例奏》云：“《三礼》请今后解试、省试第一场《礼记》，第二场《周礼》，第三场《仪礼》。”[3] (P9039)王定保《唐摭言》卷二《为等第后久方及第》云：“若乃大者科级，小者等列，当其角逐文场，星驰解试，品第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4](P13)同卷《争解元》又云：“咸通末，永乐崔侍中廉问江西，取罗邺为督邮，邺因主解试时，尹璞自远来求计偕。”[4](P14)同卷《恚恨》又云：“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试，为试官不送。”[4](P17)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张乔传》云：“咸通中，京兆府解，试《月中桂》诗。”[5](P2319)

《新唐书·选举志上》中“县考试，州长重覆”句说明，解试需要经过县试和州府试两个环节。早在中唐时期，韩愈就在《赠张童子序》中对解试作了较详细的记述：

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3] (P5617)

也就是说，解试“是先由县一级考试，经过淘汰，选取若干名送到州、府；州、府再经过考试，又经过一番淘汰，选拔若干名报送到中央，然后会同生徒一起参加尚书省的有关机构考试”[3] (P43)。在“县试”和“州府试”两个环节特别是整个官试系列中，“县试”无疑是最初级的选拔考试，它只是向所在州府提供了该县备选的对象。这种逐级考试以定取舍的选官制度较以前的察举和九品中正制更富有民主性，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关于解试的内容，傅璇琮先生据《唐六典》和存见解试作品认定当与省试相应科目考试内容相一致，这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应该说，在朝廷以赋为试项的年份里，地方官府在选拔举送人选的考试中都应该会试赋的，而且各地概莫能外。且既然是选拔考试，则各地参加某科考试的考生必然要多于该科省试考生，参加试赋一项的考生自然也是如此，然而今天可以明确断定为县试赋的作品却是寥若晨星。

《文苑英华》卷一三三收录有吕镈、王起《万年县试金马式赋》，皆“以汉朝铸金为名马式为韵”[6](P612-613)。《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起传》称：“起字举之，贞元十四年擢进士第。”[7](P4278)《全唐文》卷五九四“吕镈”小传云：“镈，贞元十四年进士。”[3](P6009)因此，《万年县试金马式赋》当为二人贞元十三年（797年）从万年县取解时试赋。这也是迄今惟一存见解试赋中的县级试赋例。

与县试赋相比，州府试赋在解试赋中明显要占一定优势。根据《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及相关笔记文献统计，目前可见者共11例，其中《文苑英华》收录8例，分别是卷六九徐寅《京兆府试入国知教赋》、卷九二刘知几《京兆试慎所好赋》、卷一百白居易《射中正鹄赋》、卷一一〇邵说《河南府试筌蹄赋》、卷一一三李子卿《府试授衣赋》、卷一三二乔彝《渥洼马赋》、卷一三七高郢《沙洲独鸟赋》、卷一四七乔彝、陈有章、韩伯庸、仲子陵、李公进五人《幽兰赋》。

《文苑英华》所收录的8例州府试赋中，徐寅、刘知几、邵说、李子卿赋题中已明确标示为“府试”。徐松《登科记考》系徐寅登进士第于景福元年（892年）[8](P898)，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据《永乐大典》引宋《莆阳志》及傅璇琮先生《唐才子传校笺》考定，徐寅当登乾宁元年（894年）进士第。[9](P1015-1016)言之有据，令人信从。如此则《京兆府试入国知教赋》极有可能是其景福二年（893年）在京兆府取解时所试赋。

《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云：“刘子玄，本名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7](P3168)又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刘知几开元九年（721年）卒于安州，享年61岁。可以推知其弱冠进士及第当在开耀二年（682年），如此则《京兆试慎所好赋》当为开耀元年京兆府解试赋。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年正是《条流明经进士诏》颁布的时间，在进士科省试中尚未以试赋作为试项之前，解试活动中以赋作为考察手段似乎不太合理。洪业先生曾在《〈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几所作辨》一文中就排列顺序及题名方式与《文苑英华》体例的抵牾怀疑二赋并非刘知几所作，接着又从风格方面分析指出：“《韦弦赋》、《慎所好赋》的风格与《思慎赋》并不相同，且《韦弦赋》并不避刘知几父亲的名讳，《历代赋汇》亦将此二赋列为作者阙如。此外刘知几并非应京兆试，当时并未以赋为科考方式，诗赋亦并未限用八韵，故《慎所好赋》绝非刘知几应试之作。”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邵说传》载：“邵说，相州安阳人。举进士，为史思明判官，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7](P3765)邵说在《让吏部侍郎表》中云：“微臣积衅，殃祸所钟，十六而孤，长于母手，誓心坟史，不出户庭。迨至天宝年中，谬忝词场擢第，适会老母弃背，服丧河洛。”[3] (P4617)《全唐文》卷四五二“邵说”小传称：“说，相州安阳人，天宝中进士。”[3] (P4616)《全唐文》此说当源于《让吏部侍郎表》和《旧唐书·邵说传》，那么《河南府试筌蹄赋》当为其天宝中登进士第前参加河南府解试赋。

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卷十一大历十一年（776年）将李子卿列于明经科下及第。但据《全唐文》卷四五四和《全唐诗》卷三百五“李子卿”小传，李子卿于大历年间登进士第。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卷十一大历十一年“李子卿”条下注引岑仲勉先生《金石论丛·贞石证史·三坟记》亦云：“《全唐诗》五函六册云：‘李子卿，大历末与崔损同第。’据《河东集》卷十二《注》损大历十一年中进士第。”[9](P457)检《全唐诗》“李子卿”小传及《柳宗元集》关于崔损注，均如岑仲勉先生所言，故可据改。李子卿《府试授衣赋》或为其大历十一年前参加府试作品。

白居易《射中正鹄赋》在《全唐文》中题作《宣州试射中正鹄赋》。白居易在《送侯权秀才序》中云：“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中春官第。”[3] (P6897)也就是说，《射中正鹄赋》是白居易于贞元十五年（799年）由宣州取解时所试赋。

《文苑英华》卷一三二乔彝《渥洼马赋》为其京兆府试赋，同年京兆府试赋题目还有《幽兰赋》。乔彝参加京兆府试赋最早见载于唐人张固《幽闲鼓吹》，又收录于《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贡举二》：

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为《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尹曰：“乔彝峥嵘甚，宜解副荐之可也。”[11] (P1989)

从引文可知，此年京兆府试赋题原为《幽兰赋》，在乔彝“醺醉”的要求下改为《渥洼马赋》。“渥洼”，水名，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境内，古代传说此处产神马，因此常用“渥洼马”指代神马、良马。按照文献所言，乔彝应该是没有作《幽兰赋》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文苑英华》卷一四七，乔彝有《幽兰赋》传世。此外，《文苑英华》还收录有陈有章、韩伯庸、仲子陵、李公进四人《幽兰赋》各一篇，与乔彝赋皆“以远芳袭人终古无绝为韵”[6] (P680)。看来所言乔彝“不肯作”《幽兰赋》并不属实。应该说此年京兆府试赋只是在乔彝的要求下针对其一人更改了题目，别的应试者依旧以《幽兰赋》为题考试。从引文中“奋笔斯须而成”句可知，乔彝写《渥洼马赋》极为神速，有可能在完成了试官为其所换题目后，为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才能，在所剩时间内又完成了《幽兰赋》的写作。权德舆《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谓仲子陵“大历十三年举进士甲科”[3] (P5110)，疑《幽兰赋》、《渥洼马赋》为大历十二年（777年）京兆府解试赋。

据《唐摭言》载，高郢《沙洲独鸟赋》为其府试后加试内容。《唐摭言》卷二《争解元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载：

高贞公郢就府解后，时试官别出题目曰《沙洲独鸟赋》。郢援笔而成曰：“鴥有飞鸟，在河之洲。一饮一啄，载沈载浮。赏心利涉之地，浴质至清之流。”[4](P16)

既言“就府解后”，又言“别出题目”，此赋当是在其府试后又加试无疑。《唐摭言》关于此事原文后有双行小注“其年首选”，《沙洲独鸟赋》的创作对于高郢成为解元必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从《唐摭言》中将此事列于“争解元”下来看，王定保也认为此赋对高郢赢得“其年首选”的结果应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高郢试《沙洲独鸟赋》最早见于唐冯贽《云仙杂记》，其中卷四《石鳖衔赋题》云：

高郢夜课于丰亭，忽见一鳖在案上，视之石也。郢异其事，取千题，散置楮中祷祝，令石鳖衔之，以卜来事。既而石鳖举头，乃是《沙洲独鸟赋》题出果然。其年首选。[12] (P25)

《云仙杂记》的记述显然要比《唐摭言》更富有趣味性。《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高郢传》称：“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蓚人。九岁通《春秋》，能属文。天宝末，盗据京邑，父伯祥先为好畤尉，抵贼禁，将加极刑。郢时年十五，被发解衣，请代其父，贼党义之，乃俱释。后举进士擢第，应制举，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 [7](P3975)此中大略交代了高郢进士登科在安史之乱后。《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高郢传》相对确切地记载高郢进士登科时间云：“宝应初，及进士第。”[1](P5070)徐松《登科记考》系高郢登进士第于宝应二年（763年）[8](P358)，原因是宝应元年“停贡举”。高郢之父既曾为好畤尉，而好畤又是京兆府的属县，那么高郢所试《沙洲独鸟赋》当是宝应元年或此前京兆府解试赋。

除上述《文苑英华》收录者外，《云溪友议》与《唐摭言》中尚有州府试赋例，如华州元和中试《登山采珠赋》、《破竹赋》，杭州大和中试《长剑倚天外赋》，乾符四年（877年）京兆府试《火中寒暑退赋》等。

《唐摭言》卷二《争解元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条载华州府元和十三年（818年）解试《登山采珠赋》与《破竹赋》云：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锋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浸去，唯卢宏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宏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宏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从事辈皆窃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当，遂夺宏正解元。后宏正自丞郎将判鹾，俄而为植所据。宏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复日，试《破竹赋》。[4](P14)

令狐文公即令狐楚，谥曰文。《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令狐楚传》载：“元和十三年四月，出为华州刺史。”[7](P4460)华山在华州境内，刘长卿《关门望华山》云：“客路瞻太华，三峰高际天。”[13](P59)储仲君先生笺注云：“三峰，《太平寰宇记》：‘按《名山记》：华岳有三峰，直上数千仞，基广而峰峻垒秀，迄于岭表，有如削成。’”白居易《新构亭台示诸弟侄》云：“东窗对华山，三峰碧参差。”[14](P548-549)因此“三峰”即华州之代称。

华州府试《登山采珠赋》、《破竹赋》当在“元和十三年四月”后。《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卢简辞传》云：“简辞弟弘正、简求。弘正字子强，元和末登进士第。”[7](P4270)以元和为年号共15年，徐松《登科记考》系卢弘正进士登科于元和十五年（820年）。[8](P683)又《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马植传》云：“植，元和十四年进士擢第。”[7](P4565)二人同年参加华州府试，亦当同年赴京应进士试，所谓“元和末登进士第”或非确指元和十五年。据应进士试冬集时间推测，华州府《登山采珠赋》、《破竹赋》当试于元和十三年无疑。

《云溪友议》卷四载：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围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僧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种之也。会稽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谁种，惭愧僧门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稔，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较胜负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既解送，以凝为先，祜其次耳。[15](P24)

从引文中可知，徐凝与张祜为争解元曾在白居易的主持下试《长剑倚天外赋》。按，此赋一作《长剑倚天赋》。傅璇琮先生《唐才子传校笺》（三）卷六《徐凝传》注云：“徐凝，睦州分水（今浙江省桐庐县）人，《万历严州府志》云：‘徐凝，分水人，与施肩吾同时举进士。’”[16](P93)《唐摭言》卷八、《唐诗纪事》卷四十一俱以施肩吾为元和十年（815年）登第，傅璇琮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三）卷六《施肩吾传》中考证说“均误”，傅先生同时引《唐语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登科记考》等证明施肩吾为元和十五年（820年）登第。[16](P140)那么徐凝应进士举亦当在元和十五年，而其参加解试自当在此年前，即最晚为元和十四年。从《云溪友议》所记来看，徐凝、张祜是在杭州被白居易举送应试的，晚唐皮日休曾有《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可见此事并非文人杜撰。但据两《唐书》载，白乐天典杭州始于长庆二年（822年）七月，长庆四年（824年）秩满，前后不足三年时间。徐凝与白居易相见是在杭州开元寺赏牡丹时，最早应是长庆三年春，比元和十四年晚了四年，故此事当有误，暂存疑。

乾符四年（877年）京兆府试《火中寒暑退赋》亦见于《唐摭言》卷二，其《置等第》条云：

乾符四年，崔淯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李时文公孙、韦硎、沈驾、刘綦、倪曙、康骈、周繁池人善赋、吴廷隐、贾涉其年所试八韵，涉擅场，二屈其等第。[4](P12)

引文讲的很清楚，《火中寒暑退赋》为乾符四年京兆府试赋。从其中一些应试者的登第时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三乾符五年（878年）“康骈”下注：“《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康骈，乾符五年登进士第。’” [8](P876)同书同卷中和五年（885年）“倪曙”下注：“《永乐大典》引《闽中记》：‘倪曙字孟曦，侯官人。中和五年及第。’”[8](P884)此二人皆进士及第于乾符四年后，其参加礼部进士科试当即京兆府解送。

通过上面的考察，共得解试赋13例14篇，其中有题无篇者3例。在这些解试赋中，县试赋仅1例2篇，可见州府试赋要比县试赋存见资料丰富一些。而在所存见州府试赋文献中，明确属于京兆府试赋者5例8篇，又明显比其他州府试赋详瞻。与省试赋一样，解试赋讲究冠冕正大，不管是命题、限韵还是行文均表现出浓厚的宗经和史鉴意识。

（本文刊发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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