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恭(恭弘=叶恭弘家军)

2.重实轻虚

蜀汉政权的创业集团出身草莽，以平民和寒门为主。

因此，蜀汉政权有着强烈的重实轻虚的倾向。一方面，重实干、重实利，这是三国之政权在乱世中赖以崛起的根本；另一方面，则是难以窥视大义虚名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冲锋陷阵、规划作战、刑法断狱等具体工作都能干得很好，但是探讨哲学和思辨、如何树立思想以引领家国、如何在大国间觥筹交错、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非其所长了。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们善于做规则的执行者，不善于做规则的制定者。

蜀汉政权虽然口衔忠义，高喊“兴复汉室”，然而所作所为多有不符合忠君之表现。其所谓的“仁义”，也多是兄弟战友间狭隘的情义，基于自身经历和认识的对于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之心，一种多年正统教育下的规则执行者，而非洞悉乱世、在国家层面兴利除弊的普惠众生的大仁大义。

当年，刘备效力于曹操，参与了董承等人的衣带诏事件。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曾提到：“（臣）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说明刘备是以之为政治资本的。但是从史料中透露出的事实却让人疑窦丛生。根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刘备最初并没有参与衣带诏密谋，董承来找他，他视而不见，就是不参加。后来因为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谓刘备为当世英雄，刘备立马有了反应，“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这就令其动机非常可疑。之后不久，刘备又溜出了许都。虽然史料含糊不清，但是刘备多半是主动申请的。鉴于当时曹操对于刘备的认识和提防，基本不可能将刘备纳入考虑的人选，独领一军。总之，根据史料记载推断，刘备非唯没有什么为国除贼的志向，先是不参与；后又因为受惊吓而参与，表明了其首鼠两端，机会主义，对于曹操也没有丝毫的惺惺相惜之情；最后还开溜了，置天子与国贼于不顾，对于曹操的斗争显然没有什么坚定性，趋于实利而已。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进兵包围成都，并派简雍劝降刘璋。当时城中尚有三万精良部队，粮食够支持一年，官吏百姓都想抵抗。刘璋因爱惜百姓而出城投降。刘备把刘璋迁至公安，并将财物归还于他，再佩振威将军印信。这个事情做得就有点不地道了。刘璋是一方诸侯，在尚有抵抗能力的时候因为顾念百姓而投降，又和刘备一样是汉室宗亲，刘备对刘璋任何追加封赏都没有，没有任何安抚措施，不但当时没有，之后也没有，就是把人赶到偏远的公安，把原来朝廷给的振威将军印信甩给人家，实在让人心寒。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吴占据荆州，得到了刘璋，刘璋被孙权任命为益州牧，居于秭归，就在益州边上呆着，仅仅呆着就足以恶心刘备了。《三国志-刘二牧传》记载：“璋卒，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将雍闿的造反放在刘璋的传记中，并置于“璋卒”之后，是否意味着刘璋不仅仅是呆着，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刘备手下众臣劝谏刘备进位汉中王，并上表汉献帝，请他批准。起首劝进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将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其中，除了马超是朝廷封的谏议大夫、偏将军、都亭侯（平西将军是刘备封的），关羽是朝廷封的汉寿亭侯（没有朝廷任命的官职），其他人的官位和爵位都是刘备封的。这个劝进的阵容可谓是非常的难看。如果劝进能够以刘璋领衔，无疑会好看的多。因为刘璋是朝廷正式任命的益州牧、振威将军，无论在官职还是爵位都在马超和关羽之上，更具代表性。而且刘璋曾经是一方诸侯，实打实的益州牧，无论如何也比庞羲和射援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汉献帝禅位，曹丕加尊号，称魏文帝，改元黄初。而仅仅在六个月后的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就在成都武担之南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在这一段时间内，要挖空心思地制造祥瑞、寻找谶纬，要联名劝进，要准备典礼，要忙的事情不少。比如“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这是从荆州远来的祥瑞（嗯，刻玉玺不要时间吗？），“黄龙见武阳赤水”事件先后两次建碑、立庙，都需要策划实施，都需要花费时间。总体来看，这次称帝还是比较匆忙的。

相形之下，曹操的进逼之路就缓和的多，当然在一些人眼里即使这样也还是很操切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废除三公官职，恢复丞相并自任丞相；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四月，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王子皆为列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王太子。前后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最后依旧没有篡夺帝位。

不仅仅是曹操，曹丕接受禅让的时候也是做足了戏码，总共“四推三让”，仅第一次一推一让就回绝了臣子们的劝进五六次。全过程中，汉献帝下达让位善诏四次，臣僚上臣劝进表奏17次，曹丕表示谦让20次之后，曹丕最终才“不情不愿”地接受了禅位诏书。孙权更是多次实质性拒绝臣下的劝进，直到公元229年才瞅准机会称帝，足足比魏、蜀政权晚了八九年。而刘备只是简单回绝了一次劝进就接受称帝，这突出的显示出蜀汉政权务实的执政风格——这些虚招子就算了吧！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仪不是什么虚招子，而是道德和秩序的外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崇尚王道绝不是什么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而是要统治中国这么一个幅员广阔、民情各异的大一统王朝，仅有物质的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强大的、各方认同的软实力和凝聚力。没有这一层软实力和凝聚力，庞大的国家分分钟就会四分五裂，“天子，兵马强壮者为之”。在三国这样一个乱世，被各方认同的软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三国都没有做到。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明末学士朱升向朱元璋进献的战略方针，这一策略对于刘备同样适用。虽然蜀汉群臣劝进刘备时举了刘秀的例子，但是刘秀的情况与刘备并不相同。刘秀的部下曾多次向刘秀劝进，但是刘秀一直没有答应。更始三年（公元25年），冯异、寇恂等报告在洛阳城外取胜的消息，诸将便借机再一次提议为刘秀上尊号，被刘秀拒绝。在南下洛阳途中，群臣又多次劝进，都被拒绝。刘秀坦陈心中的疑虑：“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直到耿纯点出了刘秀不称帝会让追随他的士大夫失望离心的道理后，刘秀才有意听从劝进，但是仍然没有答应。所顾虑者正是实力不足，而当时刘秀的境况比起刘备要强多了。刘秀当时占据十三州中的两州，雄踞河北，拥有独步天下的幽州铁骑，并向南延伸到豫州中心。而当时占据广大土地的更始帝是个傀儡皇帝，所部正与赤眉军打得火热，肉眼可见的衰落下去。耿弇分析道："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其余各个军阀基本只有一州之地，偏居一隅。就是这样，刘秀依旧不愿意过早称帝，思虑再三。刘备呢？刚刚经历惨败，称帝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益州了，而最强大的敌人——曹魏政权实力数倍于他，此时他的称帝行为不像是刘秀，更像是宇文化及和李自成。

在这种情势下，刘备是否要称帝最起码是很值得探讨的，孙权就审时度势，憋了八九年才称帝的。绝不是说汉献帝禅位曹丕，刘备就必须要称帝，这之间没有必然性联系，完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解决。比如遥尊汉献帝，指斥曹丕谋逆，发布讨贼檄文，就是很好的方法。像刘备这么急切的称帝，即使刘备是汉室宗亲，但是在谱系上来这么一个大横跳、置诸多大宗于不顾，也是非常不合适的行为，显得格局很小。说实话，这个时候刘备称帝猴急的样子，连对曹魏政权的篡位给予斥责的姿态都没有，实在让拥护他的人、心中还对故汉存有怀念的人有些寒心。

对于刘备称帝一事，并非没有人劝阻。公元221年（章武元年），群臣商议想要推举刘备称帝，费诗上疏反对道：“殿下由于曹操父子逼迫天子并篡夺帝位，所以才客居万里之外，集合士卒大众，准备用以讨伐逆贼。今大敌尚未消灭，却先自立为帝，恐怕众人心中会感到疑惑啊。” ——于道义上很有见地，结果被贬官为永昌郡从事。根据《零陵先贤传》的记载，刘巴和雍茂也曾劝阻刘备称帝，结果雍茂被杀了。刘备在此事上的表现和刘备日常所展现出的仁义、忠义的人设完全不符，和刘秀的表现也天差地别。此时的刘备将自己缺乏远虑（你哪怕像刘秀一样好好考虑一下啊！），缺乏全面冷静理智地考虑问题的素质，善于做小事，缺乏大局观的缺陷展露无遗。

刘备在称帝一事上的操切，不但展现了刘备个人素质上的短板，也暴露出蜀汉政权长期隐藏的整体管理能力的缺失。

长久以来，以刘备为核心的蜀汉创业集团就习惯于刘备的个人统治。当刘备宕机后，蜀汉政权就仿佛瘫痪了一般。自取得汉中后，蜀汉政权就体现出整体管理能力的欠缺，行为极不协调。关羽在荆州独力北伐，还要防着孙吴，见不到与刘备的请示和互动，一力向北，逐步打脱了形；益州这边不发兵、不援助、不增派得力的干部，似乎音信传递也很成问题，却在全力忙着称王称帝；刘封、孟达等人在东三郡，也似乎像独立王国一样，不发兵、不增援、也不向益州大本营通报消息、诉说困难、提出建议性意见，刘备方面也没有命令传达下来；糜芳和士仁的投降也莫名其妙；刘备对于孟达的叛逃、东三郡的丢失也毫无反应，被动挨打。

主心骨暂时性失聪，又缺乏规范性制度性的协调管理，一时臻于极盛的蜀汉政权几乎面临亡国之灾，也几乎彻底失去了三造大汉的最好机会。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准备征讨东吴。从事祭酒秦宓陈说天时不当，必难取胜。刘备大怒，欲杀秦宓。因诸葛亮及时求情，才保住性命，仅被下狱。这一时期的刘备性格非常乖张，一改往日宽仁的形象，动不动就杀人抓人，或许真的是一时得志，得意忘形。

而赵云也站出来反对伐吴，他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刘备不听，留下赵云督江州。参考前一次赵云进谏，阻止刘备将成都城内外的百姓房屋、园地、桑田作为战利品赏赐为诸将。这一次进谏，说不定也是给刘备递一个台阶，防止刘备因为与关羽的情义下不来台、拉不下脸，作出不符合理智的决定，然而这一回刘备没有顺这个台阶。

无论是秦宓还是赵云说的都没错。一来，曹操是国贼，与曹魏的战争对于蜀汉来讲是事关大是大非的大仁大义；而与关羽复仇，不过是兄弟间的小仁小义。二来，当时全天下都在防着蜀汉政权攻打孙吴，各方都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候堂堂正正去伐吴，难道当全天下都是废物吗？

以情义为凝聚力的蜀汉武人集团，面对关羽的败亡，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伐吴则失信义于天下，不伐吴则失信义于兄弟，日后愧对诸将，队伍就不好带了，人心就稳不住了。

然而，明知从仁义大道到具体战略都存在问题，简单的伐吴就应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主不可怒而兴师”，作战之前首先要做好庙算。我相信，总会有更佳的解决方案，办法总比问题多，但是需要沉下心来做好战略思考，既务好虚又务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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