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吴稚晖书法)

鲁迅：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胡适：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抛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得到了众多大学者的支持，使之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

让人困惑：钱玄同、鲁迅、瞿秋白、傅斯年等人，都不是莽撞、粗鲁的无知之辈，为何会提出如此“大错而特错”的主张？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是说着玩玩聊以快意？还真的像陈独秀说的那样是“以石条压驼背”的策略？

在我看来，“废除汉字”一说，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自有其发生的根源和意义，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后见之明”进行简单的否定和嘲弄，因为在这一口号的背后，隐藏着比这一口号本身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一、“废除汉字”口号怎么来的？

事实上，“废除汉字”的问题，是一股自晚清就开始的文化脉动。在近现代史上，最早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是西方传教士。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想在中国民间传播《圣经》，但中国民众多不识字，看不懂译成中文的《圣经》，于是他们就在厦门、汕头一带，推广一种用罗马文字拼写的当地方言，称为“Romonized Chinese”。

由于此种文字简单易学，且能直接拼读方言，故而流布极广，这应该是最早取代中国汉字的“新文字”。自然，传教士们创制推广新型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教义，与中国汉字改革无关，但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大启发。于是，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改革汉字、提倡俗话（白话）之风，在晚清逐渐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介绍了他仿照拉丁字母创造的“中国切音新字”的字母。1894年，吴稚晖在苏州吴县教官陈容民家充任教席，因每日膳食必有豆芽，心中腻烦。

但见豆芽酷肖字典上的注音符号，便按《康熙字典》之等韵，创作拼音字母一套，谐称之为“豆芽字”。吴将其传授给不识字的家人和亲朋，使他们能用家乡话互通音讯。吴的妻子给吴写信即用此“豆芽字”，能长达万言。吴后来对改革文字的兴趣，由此可见端倪。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随着政治危机的日渐深重，许多知识分子出于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目的，对拼音字母倾注了更多的精力。直隶宁河县人王照，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倡导者，变法失败后发愤创制“官话字母”，专拼白话。“桐城派”领袖吴汝沦、北洋大臣袁世凯支持这一变革。这动摇了汉字的权威地位。

对中国汉字实行毁灭性打击的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诉求世界大同，主张消弭国家、民族和人我之界。要实现世界大同，就要先统一文字。这一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迅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蔓延。1907年，中国知识分子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分别成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被称为“巴黎派”和“东京派”。这两派都宣称推广“世界语”（Esperanto）。

“新世纪派”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按照前者的理论思路，人类的语言文字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按照后者的预设，所有动物都有互助的本能，是互助而不是竞争，维护和促进了动物种群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人类最终进入大同社会，也同样是这一互助本能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互助论被看做是对进化论的修正和补充——此问题甚为复杂，此处不论。而人类要互助，就要首先统一语言，这为提倡世界语奠定了理论基础。语言既然是一个从文明到野蛮的进化过程，那么他们就断定有些语言文字是原始野蛮时代的遗留，有些文字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

按照这一思路，他们认定中国汉字同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一样，属于野蛮文字，不仅复杂难学，而且也不适合现代排版印刷，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一大障碍，早就应该彻底铲除了。吴稚晖说：“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对汉字的痛诋贬斥，在晚清为此为甚。

二、“废除汉字”与乌托邦梦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等人对汉字的仇视和对世界语或拼音文字的提倡，是这一语言革命潮流涌动的结果，并非是突发奇想，或故走偏锋。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人，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认为汉字是记载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符号，断不适用于20世纪，并从《新世纪》上摘引了一大段吴稚晖痛斥汉字的文字，引为同道。

傅斯年也对汉字进行了无情诅咒：“中国文学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这都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废除汉字”问题，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思潮涌动的结果。“废除文字”的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思想文化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或具有无政府倾向，在语言观上，他们继承早期无政府者们对语言问题的看法，正是情理中的事。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在审视“五四”文学革命时，隐掉了晚清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一支援性背景，致使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显得幼稚而莽撞，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在这里我们看到，提倡世界语也好，走拼音化道路也好，都是为了实现他们内心蕴藏的世界一体化冲动。也许他们理想中的世界一体化，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大同世界有差别，但那份在“五四”时期洋溢出的普世主义情怀和乌托邦梦想，在语言变革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除了这种普世主义情怀和乌托邦之梦外，对汉字的仇视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动机，或者说，他们废弃汉字的决绝态度，不只是因为汉字的繁难，而是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这就是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字不只是一种交流的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符号相比，中国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字中心主义”使汉字具有强大的运载功能。以“语音中心主义”而著称的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两个概念。他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链接是武断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所指”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其所代表的实物无关。

由于人们的约定俗成，使“所指”与实物之间发生了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关联。所以在西方，文字只是口语的“音响”记录，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带。以此理论反观汉字，我们就会发现，汉字与拼音文字有着很大的不同，它象形、会意、指事功能使它与其所代表的实物或现象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

或者说，汉字的形状暗含着它的指称对象及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是方块汉字区别于拼音文字的重大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使汉字成为“我们”与传统之间的脐带。如果“我们”要与传统彻底脱钩，去重建一种新文化，就必须将其彻底斩断。从《新世纪》诸公到《新青年》群体，都有着这种自觉的要求。

吴稚晖认为，中国文字与中国之“旧种性”合而为一，难以剥离：“若必以代表单纯旧种性之文字，以之保存旧种性于无疆，则质而言之，直为一制造野蛮之化学药料矣。”吴氏虽然没有明确界定“旧种性”的内涵，但从其论述来看，中国之旧种性以野蛮为特征，与人类进化之理相悖，这与鲁迅一直鞭挞的“国民性”有着相似之处。

吴稚晖认为，国粹如同“干粪”，不能因为其“曾在我肠腹中”就予以保存；那些认为“中国人能识中国字，则爱国思想即油然而生”的高论如同“屁说”，都不值一哂，唯独这“旧种性”与文字如影随形，非废除汉文不足以将其铲除，这与鲁迅将汉字比为国民身上的“结核菌”可谓异曲同工。在此，我们看到，吴稚晖将其废除汉文的主张，纳入了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的思想轨道，成为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近现代史以来的“废除汉字”问题，既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一种斗争策略，而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催生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事件，它背后隐藏着知识分子的大同梦想和普世情怀，也表现了知识分子欲与传统彻底断绝联系的决绝姿态。

在今天博识的人们看来，“废除汉字”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但对吴稚晖、钱玄同、鲁迅、傅斯年等人来说，是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后人不可轻侮先哲们这份严肃与沉重，应该深入思考先哲们提出的课题。即使我们今天不同意“废除汉字”的主张，也不能不承认，在这一激进的主张背后隐藏着的那些思想文化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文/水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