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达(宏达张丽个人简介)

编者按：

张宏达，男，汉族，广东揭西人，1914年8月出生。1939年8月毕业于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1939年9月-1944年7月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师院博物系、农林植物研究所任助教，1944年8月-1949年12月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任讲师，1950年1月-1961年11月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任副教授，1961年12月起为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61年12月-1977年12月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副主任，1978年-1984年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主任。2002年12月退休。

张宏达教授于2016年1月20日16时30分在广州逝世，终年102岁。对张宏达教授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今日，谨以五年前由教授本人口述、经校报记者整理而成的《1935-1952，我与中大》一文来缅怀张宏达教授！

►张宏达教授

70年前的战火乱世中，张宏达教授一辈学人被迫随着国立中山大学辗转搬迁，颠沛流离；穷苦困乏，时有惊险，但求学问学之志始终未渝。那一代中大学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与学术面貌？他们曾经有过哪些生死难忘惊心动魄的特殊经历？让我们随着那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触摸记忆，去感受下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

11935~1938，石牌上学记

1932年2月邹鲁第二次执掌国立中山大学，开始筹备建设石牌永久校址。1935年秋，张宏达入学时，除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附中、附小外，学校全部迁入石牌新校址。此时的国立中山大学，在中国不落后，在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因其大楼，更因其赫赫有名的大师。

石牌的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当时校长是邹鲁，他原本是搞政治工作的，是个大政客，到了中大后开始管学校工作，果然真格。他有“把中大办成世界一流”的想法，所以肯请有名的教授，肯买图书、仪器。只要听说哪个学科哪个老师好，他就舍得出钱请过来。他舍得拿下架子，去求人，去伸手要钱，除了没有下跪，什么办法都想尽了。邹鲁校长真是一个好校长，如果说许崇清校长是“无为而治”，那么邹校长就是“有为而治”。

刚进校的时候有一个星期的军训，邹校长还给我们训话了。之后，邹校长挂名离开中大，去了美国。我有一次去美国找他，他不记得我了。

当时的植物学界，德国最强，英国马马虎虎，美国比较落后，没有什么地位。当时中大植物系比北大好很多，多数是欧洲派，以德国、英国居多，本科时好几个老师都是留德回来，个别才是从美国回来，而北大植物系很多人留美。美国留学生当时在植物界不占地位，很多人开玩笑说，即使是猪，也可以去美国拿个博士回来。现在美国领先了，他们搞分类，中国也在搞，但中国植物标本多。现在的植物学是微观的，不是宏观的了。

植物分类领域名气很大的有从美国回来的陈焕镛老师，他原本就是在美国长大的。那个时候陈焕镛老师是植物研究所的所长。他是个大专家，不止中国承认他，全世界植物学界都承认他。1930年，陈老创办了英文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用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主要登植物分类学方面的专业论文。我接手后又出了两期，中国解放了就停办了，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七卷六期。

我是生物系的，选修过何杰教授的地质学、孙云铸教授的地史学、乐森璕教授的古生物学，之后还跟为了逃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应邀来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米士教授在英德、曲江（曲仁）煤田和浈水流域考察地层，为以后跟从陈焕镛老师研究植物区系学打下了基础。

那时候一年有两次野外考察，一般睡地上，有时候睡牛棚上，牛屎牛尿臭得很。35年校庆之前去过北江瑶山，36年清明节去过罗浮山，36年校庆之前去过湖南衡山、岳麓山。37年6月底，黄季庄老师带我们本科二年级7个同学去广西大瑶山考察，第一站去的罗香是1928年开始辛树帜教授花了四年时间考察过的地方。7月底下山后，我们才从一个姓蒙的老乡那里知道卢沟桥事件，知道中国开始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全队人欢呼雀跃。

21938~1945，战乱中的学习与科研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中大开始了7年漫长而艰辛的颠沛流离。从广州到云南澄江，再回粤北坪石，最后返回石牌校址，战乱年代，山水迢迢，历尽千辛万苦，却从未打磨掉中大师生学习与科研的热情。是逃难，却更有一番筚路蓝缕的执著。

西迁澄江

本科读了三年，到四年级的时候，1938年，日本鬼子打来，中大就搬走了，先搬到罗定，后搬到云南。全校都参加了军训队。1938年10月，我跟着广东大中学校学生军训队到连县星子镇，还有机会第一次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和植被。

1939年2月，军训结束，我和中大同学一起返校上课。我们从国内走的，先到衡阳转湘桂铁路，过桂林、柳州、南宁、陇州，那个时候要进云南已经很困难了，我有个机会跑到越南，那个时候我们叫安南，绕一个弯，从越南河内坐铁路进了云南。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日本人把我们赶到了山旮旯里面。

走难很狼狈，到处为家，到哪里是哪里。一路一路赶，有车坐车，没车走路，就这样进了云南。当时很多广东人不准备去了，我无路可走，只能跟着回中大。不过困难主要是生活上的，当时年轻，没有家眷，走起来不担心不在乎，没有感觉很辛苦很凄凉。因为我们是搞生物这一行的，当时经常流浪，经常去野外，全国到处跑跑看看还觉得很好玩，很有兴趣，对我们以后工作也有帮助。

3月底，我们到了云南徵江县（今澄江县）新校址，开始上课。在澄江校区，中大学风还是很不错的，很团结，搞学术。那个时候很艰苦，在庙里上课，没有桌子，就拿一块木板，上面放书放仪器。没办法，不做实验不行，做就要想办法。我们觉得这不算什么大的困难，过得很好。虽然条件苦一点，但是大家读书、做研究还是很认真的。

我们在云南，照样可以做实验，细胞学、生理学都能做。学校搬了几百箱仪器到广东西部罗定县，然后再搬到云南。当然还有残缺，有些没有，尤其一些太大的化学仪器搬不了，但是大部分贵重的仪器还是搬去了，做研究还能用上，还是方便，我们觉得还不错。

抗战期间，中大有损失，但损失不是最大。在广州没有沦陷以前，就整个学校搬走了，搬得很干净。日本鬼子打到广州的时候，中大只留下一个空壳，房子是丢了，但图书、仪器、标本都带走了。比西南联大好，他们损失很大。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拼起的，人也不少，而且有老师、有材料、有图书、有部分仪器，在那个时候还是不错的。那时学校也不多，就那么几个，还有中央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那个时候虽然上课辛苦，但是只要你肯学，能够度过这个困难，今天就上来了，就有希望。有些人不做研究，转移了，就没有发展了。中大表现不算好，但还是有些人继续坚持下来。

31945： 重返石牌，师承陈焕镛

1945年，中山大学从粤东各地复回广州，重返石牌校区。校园里虽然一片荒烟蔓草，满目疮痍，但却是师生们终于告别流浪的“家”。回广州后，张宏达跟随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教授，一步步走上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道路。

最后，1945年冬天，抗日战争打胜仗了，我们就搬回广州，回到了石牌。我们打了8年仗，最后把日本鬼子赶走了。因为日本鬼子支持不了这个战争，打三五年还可以，打七八年就支持不了，连他们自己的人都反对战争了。

之前在农林植物研究所是跟蒋英老师。后来农学院归到理学院，1946年回到广州后，我正式跟了陈焕镛老师。陈老没有跟着学校搬迁，抗战一开始，他就把植物研究所搬到香港。所以他的仪器、图书都没有丢掉，没什么损失。陈老对我帮助很大，在他的指导下，我一步步走上植物分类的研究道路，才有现在的地位。从现在来看，我还是没有辜负陈老。

抗战那几年虽然到处跑，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我肯干，所以回来后跟着陈老，他也很高兴。我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他安排我做什么，我提问请他解释一下，搞清楚问题后，就不用多问他。所以陈老很喜欢我，觉得这个小鬼还是不错，比较主动，有希望。

我还懂得好几种外文，英文是最基本的，能讲能写，后来还学了拉丁文、德文，能看能写，这样工作就没什么阻力了。学外语一点都不难，我对学外语有兴趣。英语读中学时就开始学，到大学继续学；本科读书时学了拉丁、德语。后来跟着陈老师继续学，把拉丁、德语都抓到手了，第二年就可以用拉丁文写文章。等到我当副教授了，三种文字都能看能写，那时候就差不多了。我用拉丁文写文章，可以不用看书直接写。

学植物的，必须学拉丁文，不懂拉丁文就没法搞植物，就不算进门。植物学的文献都是拉丁文，你要看懂，你要发表新材料，必须要用拉丁文，不然不算数。我还是比较能适应这些挑战，多多少少在学问路上前进了一点。

跟导师很重要，他是不是专心学术，是不是对你好，肯教你，是很重要的。跟着陈老做研究，能够得心放手。陈老是好老师，他水平很高，一心搞学术，要求很严格，这也挑剔，那也挑剔。他经常给你出个题目，然后让你自己干去。他还经常教导我们，工作要勤奋扎实，做事要有责任感，不要计较报酬和名誉地位。那个时候，我们小心谨慎，生怕陈老责怪自己不努力。所以，跟了陈老后我才真正上了路。

在生物学上，我算能坚持下来并有所前进的了。跟陈老的学生有三个，侯宽昭、侯椿年还有我。其他还有五六个跟陈老做毕业论文的学士，都是农学院的。其他人都没有继续做植物研究，只有侯宽昭和我后来能独立工作、搞出成果，成为有希望的专家。可惜侯宽昭早死，我就成了唯一一个陈老的接班人。

开始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交流，是1948年用英文发表了一篇很正规的论文《西沙群岛的植被（TheVegetationofParacelIslands）》，有一些同行写信来要材料。西沙群岛我去过两次，47年广东政府派我跟中央研究院考察团到西沙群岛考察，一共8个人，我搞植物，其他人不是这一行。我采了100号标本，还第一次考察了红树林。南沙群岛靠近新加坡，西沙群岛就是一个荒岛，那些小岛十个八个连在一起，归中国管，没有争论，越南不敢说西沙是他们的。

41952：从此，情定康乐园

1952年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并，从石牌迁到康乐园，植物研究所亦搬到了康乐园。从此，张宏达教授执教康乐园半个世纪，直至2002年退休。退休后，他仍每天到原单位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研究室的办公室工作。

1952年到1953年，国家学习苏联，大学院系重组，我们和岭南大学合并，搬到了这里。1950年我升了副教授，这个时候我已经能独立工作，带研究生了。到退休，我一共带了一百多个研究生，六十几个硕士，五十几个博士。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带了11个。同事说“你疯啦，带那么多做什么”，我说“你不知道现在缺人啊”。现在他们11个有8个在当教授。

做学问没什么，只要肯做就行，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满足，喜欢植物研究这一套。去野外很简单，再辛苦也不觉得。现在退休了，有人接班了，我就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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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口述：张宏达

文字整理：张莎莎 黄纯